笔者在《刑事审判参考》2003年第三辑（总32期）中有幸拜读了由北京市高院刑一庭提供、南英同志审编的王元帅、邵文喜抢劫、故意杀人一案的文章，在理解犯罪中止与犯罪未遂的区别的同时，又对犯罪中止适用的问题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在此希望能与北京市高院刑一庭的同志及南英老师进行探讨。
该案的经过是：2002年6月6日，被告人王元帅主谋并纠集被告人邵文喜预谋实施抢劫。当日10时，二人携带橡胶锤、绳子等作案工具，在北京密云骗租杨某驾驶的松花江小型客车。当车行至怀柔区大水峪村路段时，经王元帅示意，邵文喜用橡胶锤猛击杨某头部数下，王元帅用手掐杨某颈部，致其昏迷。二人抢得汽车及手机一部、寻呼机一个等物品，共计价值人民币42000元。二人见被害人昏迷不醒，随谋划用挖坑掩埋的方法将被害人灭口。被害人佯装昏迷，趁王元帅寻找作案工具，不在现场之机，哀求邵放其逃走。邵同意掩埋杨时挖浅坑、少埋土，并告知掩埋时将杨某的脸朝下。王元帅返回后，邵未将杨某已清醒的情况告诉王。后邵文喜挖了一个浅坑，并向王元帅称其一人埋即可，便按与杨某的事先约定将杨掩埋。二被告人离开后杨某爬出获救。经鉴定，杨某所受损伤为轻伤。
北京市二中院认为：二被告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暴力抢劫他人财物，均以构成抢劫罪；二人在结伙抢劫至被害人受伤后，为灭口共同实施了将被害人掩埋的行为，均已构成故意杀人罪。故判决：王元帅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决定执行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邵文喜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决定执行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罚金3万元。
被告人王元帅不服，提出上诉。
经北京市高院二审审理认定：邵文喜构成故意杀人罪的犯罪中止，应当减轻处罚。故改判邵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剥夺政治权利一年，犯抢劫罪，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罚金3万元；决定执行有期徒刑20年，剥夺政治权利四年，并处罚金3万元；驳回王元帅的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北京市高院这种严格依照法律规定审理、依法改判的精神，这无疑是法院依法办案的最佳体现，但同时笔者认为北京市高院刑庭的同志在处理此案中仍有一点是值得商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 24条第二款规定：“对于中止犯，没有造成损害的，应当免除处罚；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该案的生效判决之所以判处“邵文喜故意杀人罪，有期徒刑七年。”的主要理由正如该文（p27）所述：“邵文喜在犯罪开始时曾用橡胶锤将被害人打昏，给被害人身体已造成损害，根据刑法的规定，对于中止犯，造成损害的应当减轻处罚，故对邵减轻处罚是正确的。”这里，该判决显然将邵用橡胶锤将被害人打昏的抢劫行为和其之后的杀人行为混淆在了一起，并由此使邵的刑罚加重。由该案情可知，邵之所以用橡胶锤将被害人打昏，其犯罪目的很明显，而且也已被该判决认定为是抢劫行为，而不是故意杀人犯罪过程中的行为。而另一被告王元帅和邵文喜之所以又构成故意杀人罪是因为“二人谋划用挖坑掩埋的方法将被害人灭口。”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行为人实施抢劫后，为灭口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定罪，实行数罪并罚。”），而不是因为邵用橡胶锤将被害人打昏。并且应当指出的是，在二被告人谋划掩埋被害人时，二被告人的抢劫行为已经实施完毕，而该判决认定的犯罪中止是指其在故意杀人犯罪中的中止，二审判决怎能将邵在抢劫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认定成是邵在故意杀人中止过程中给被害人造成的损害呢？笔者认为刑法中规定的犯罪中止的量刑情节应当是针对被认定构成犯罪中止的罪名下的犯罪行为，而不应联系前一个犯罪行为。由于邵的犯罪中止行为，被害人在被抢劫后生命和身体均没有再造成损害，那么就应当对其故意杀人罪免除处罚。该判决认定的“给被害人身体已造成损害”显然是邵在抢劫过程中的行为所致。被告人邵文喜在抢劫罪的量刑上已对其用橡胶锤将被害人打昏的行为承担了相应的刑罚，如将此行为认定成邵在故意杀人的过程中造成的损害难免产生重复处罚的嫌疑，不符合刑法中罪刑相适应的原则。当然，如果有证据证明邵在故意杀人犯罪中止过程中确实对被害人造成了其他损害则另当别论。
